1968年，北京大学一间被放射性物质污染过的实验室里，一个青年学生正被关在里面，无论如何砸门呼喊都没有人对他伸出援助之手。紧要关头，他从窗户纵身一跃，重重摔在地上。

(资料图)

年华大好的青年自此落下半身瘫痪，科技报国的梦想也随即破灭。这个人，就是时年十八岁的邓朴方。

或许他的名字稍显陌生，但提起他的父亲邓小平，无人不知。作为邓小平的长子，从健康到残疾，从科研学者到残疾人事业推动者，他的一生坎坷且坦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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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如其名，质朴成长

二十世纪初期，中华大地上弥漫着无处不在的硝烟战火。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和普通士兵一视同仁，没有吃穿用度上的讲究，物质条件极为艰苦。

同样，他们的子女也没有传统印象里“官二代”的福利，一如普通人的子女，在贫瘠年代里奋力成长。

邓朴方就出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。当后代将其父亲载入史册，歌功颂德时，他站在人后，犹如一个普通人，抛开身份的光环，摒弃自己的苦难，做着福泽苍生的伟大事业。

1944年，中日战争已到尾声。日军虽已是强弩之末，但对待我军抗日队伍的攻势却越发猛烈。黎明前的天空最为黑暗，我军奋起迎战，战事愈加激烈。

当时跟随队伍辗转邓小平卓琳夫妇，落脚山西太行山。此时的卓琳已怀胎数月。同年4月，卓琳在有“小延安”之称的革命圣地左权县麻田村诞下邓小平的长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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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长久的奔波和繁重的工作，卓琳身体大为亏空，生下孩子却没有奶水，无力喂养，只得将孩子托付给麻田村清漳河对岸一户农家代为照顾。

纵使千般不舍，对于革命年代来说，寄养孩子已是常态。

直到第二年抗战胜利，队伍驻扎到对岸，邓小平一家才得以团聚。曾经嗷嗷待哺的孩子，此时已经开始蹒跚学步。卓琳看着孩子被农户养得白白胖胖，喜不自胜。邓小平对这个出生就分别的孩子也格外疼爱，一有空就抱着孩子不撒手。

大家都随着农户的叫法，称其为“胖胖”，这个名字一叫就是两年。

直到有一天，卓琳看着在院里摇摇摆摆走路的儿子，突然意识到还没给孩子起名字，这才准备和邓小平商量。邓小平看着儿子，略一思索道：“胖胖出生在太行山，就叫邓太行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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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言正好被同一院中的刘伯承听见。刘伯承与邓小平私交颇好，听他这么一说，笑道：“我家老大就叫太行，你这是迟了一步啊。”

闻言，邓小平开起玩笑来：“你家孩子占了我儿子的名字，你得赔一个才行哦。”

刘伯承爽朗大笑，对邓小平的提议却之不恭。随手拿起纸笔，写下“朴实方正”四个字，正色道：“朴实方正，为人之本。孩子就叫邓朴方吧。”

自此，邓朴方有了自己的大名，而他的一生，正如刘伯承所言，身体力行地实践着父辈投注的期望。

时代的巨大滚轮缓缓向前，谱写着惊天动地的新历史。年幼的邓朴方不清楚父亲正在做的伟大事业，在随着父母东奔西走的时间里渐渐长大。

奔波辗转几载，1952年7月，邓朴方才正式和父母定居北京，这一年他8岁。和众多革命后代一般，他和姐姐邓林，就读于北京八一小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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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所由聂荣臻元帅创办，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荣臻学校的小学，就读学生大多是军区子弟，不折不扣的红二代聚集地。成为邓朴方求学之路的开始。

少年人的闲暇，往往充斥着没来由来的攀比。大家都是红二代的时候，往往攀比父辈的功勋职位的风气更为严重。但是每每面对这些局面，邓朴方总会默默避开，实在避不开，也仅仅以“父亲是为人民服务的”作为搪塞。

一开始是不知道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知道父亲身份的同时，也理解父亲的责任，不会以此作为优越感，满世界炫耀。

邓朴方承载着父亲的期望，想要做一个为国为民有用的人。而不是站在父辈肩膀上碌碌无为的“红二代”。

以此为梦想，邓朴方的学生生涯对待学习勤奋刻苦，笔耕不缀。从小到大，他的功课向来名列前茅，从未落于人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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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2年，18岁的邓朴方以门门科目近一百分的好成绩考入北大。时值中国正大力发展核力量的时期，抱着科技兴国的梦想，邓朴方填报了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。

此时他想象中的未来，前途光明坦荡。他会像父亲一般，在不同的战场上，为同样报效国家的事业奋勇前进。

突遭磨难，逆境求生

大学期间，邓朴方一头扎进物理的海洋，尽情遨游。自小擅长数学的他，天赋尽显，似乎成为科学家的一天，指日可待。

可是，风波来得猝不及防。1968年，邓小平卓琳夫妇被迫漂泊远地，正在大学的邓朴方也没有幸免于难。

他被关进一间北京大学位于四楼、有放射性污染的物理实验室，进行反思。

作为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，邓朴方自然知道长时间暴露在这样的环境里会对身体有何危害。他疯狂地开始砸门，大声呼救，却没有等来一个人的回应。

危机迫在眉睫，他意外发现实验室紧闭的窗户里有一扇门可以打开。可是待他急迫地推开窗户，又陷入失望。

身处四楼，怎么出逃？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情况不容许他在犹豫。于是他一鼓作气，踩着窗户向外探身。窗边有一条通向一楼的管道，如果运气好，或许能顺利逃出去。

天不遂人愿。就在邓朴方探身出窗户的一瞬间，刚一抓住管道，管道就向外脱落，电光火石间，他重重跌下四楼。

当他从昏迷中醒来，已经被人送进北三院。检查结果让人绝望：第一腰椎压缩性骨折、第十一、十二胸椎骨折，导致邓朴方胸部以下失去知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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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死边缘的邓朴方已经不再对活着抱期待，多年后的他想起这段经历，依旧记忆犹新：“苏醒过来以后我心如死灰，生和死已经无所谓了，哀莫大过于心死，正是一种心死都不会感到痛苦的状态。”

当时的情况对于人生一路坦荡的邓朴方而言，无疑是绝境。大环境恶劣，落下残疾。所有对未来的幻想消失殆尽，只想一了百了。

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邓朴方的困境被前来看望的工人王凤梧看在眼里。他与邓朴方曾经不过几面之交，作为一个充满正义的普通人，不忍一个普通学生落得如此下场，他找来板车，拖着邓朴方离开，一边求医一边写信求助。

落难时分见人心，如果没有王凤梧帮助，自己别说得到救助，恐怕连活下去都是问题。王凤梧不仅帮助他四处奔走，更是对他加以鼓励，才让他在苦难中得到一丝得以生存的温暖。

在王凤梧的奔走下，邓朴方的事传到周总理耳中。周总理亲自过问，才让邓朴他方住进积水潭医院。后又在301医院得到救治，可惜此时邓朴方已经错过最好的救治时间，无法挽回。

随后，邓朴方被院方送到北京郊区的清河救济院，疗养院环境恶劣，全是老弱病残，高位截瘫的邓朴方不仅得不到照顾，还要做手工换取食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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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段日子对于邓朴方而言，可谓是不堪回首。庆幸的是王凤梧常常来看望他，聊作安慰。

即便如此，生活一片黑暗的邓朴方也没有怨恨命运，甚至在科技报国的梦想破灭后，依旧想要报国。

他对王凤梧感慨道：“可惜我现在不能像鱼儿一样自由游，要是有一天我能像它一样，我会为人民多办点事，让我们的国家发展得更快些。”

峰回路转，回天乏术

邓朴方度过了人生至暗的半年。直到姑姑邓先群和姑父栗前明从天津回到北京，几经周折才在清河救济院见到邓朴方。原本意气风发的青年毫无知觉地挤在恶臭难耐的救济院里，谁人不心酸。

邓先群按捺下难过和心疼，提笔给下一封信，寄给远在江西的邓小平夫妇。字字句句，皆是眼泪。

卓琳拿着信，痛哭一夜。默默不语的邓小平，也是一夜未眠，天微亮，在满地烟头中他落笔写信给组织。

信中写道：“我们做父母的，在情感上不能丢去不理，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，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，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……”

最终在周总理的关照下，邓朴方才踏上前往江西的路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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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1年，邓朴方终于见到父母。好在风波平息后，邓小平一家总算回到北京。

邓小平记挂着邓朴方的病情，一回到北京，周总理便组织专家会诊，试图改善他的瘫痪程度。

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紧张地会诊了几天，最终得出的结论令人惋惜，却也在意料之中。

由于当时坠落时受伤严重，没有得到及时救治，导致病情恶化。原本只会下肢瘫痪逐渐转变成胸部以下瘫痪，事过多年，早已无法挽回。

邓朴方刚刚燃起的希望，再一次被泼灭。不良于行对于一个曾经立志报国的青年来说，精神上的打击甚于身体的疼痛。

庆幸的是上天对于这个不幸的青年并未放弃。

1980年，中美建交不久，一位叫马克斯博士的美国医生骨科早已颇深，这一年，恰逢他带领医学团队访问中国。

常年为邓朴方诊治的301医院理科将邓朴方的情况与对方沟通，希望得到马克斯博士的治疗建议。

医疗团队经过检查和判断，认为邓朴方的情况不算太坏，如果接受脊椎手术，后期可以坐起来。

邓家人一听，喜出望外。可随后高达50万美金的医疗费，让两袖清风的邓家上下犯了难。哪里去筹这笔钱？

了解到邓家的拮据，马克斯博士为邓朴方申请加拿大政府的医疗援助。邓家只需要承担交通费和护理费，远在加拿大的阿姆斯特朗医生将会处理好一切。

这一喜讯无疑振奋了邓家的每一个人，大家齐心，总算凑齐这笔钱，为邓朴方的康复，燃起新的希望。

治疗过程无疑是新一轮的苦难，但邓朴方心中坚定的信念，让他没有叫一声痛。在马克斯博士和阿姆斯特朗教授的共同帮助下，手术取得圆满成功。瘫痪多年的他，终于恢复部分知觉，能够坐了起来。

虽然不能站立，这已经是邓朴方意料之外的惊喜。因为经济困难，不足以支撑后续的精细康复，短暂的恢复期一过，邓朴方还是踏上回国的路程。

大雨过后，撑起希望

卢梭曾经说过，磨难对于弱者来说是走向死亡的坟墓，对于强者，则是生发壮志的泥土。

从提魄健壮到半身截瘫，邓朴方没有甘心将自己困溺于身体的磨难。他报国的理想，没有因为身体的残缺而消减一二。

物理学或许止步于此，但生命的意义不会就此终结。

从加拿大回来后，比其曾将已经可以坐起来的邓朴方开始思考如何成为一个有用的人。父亲的丰功伟绩犹在眼前，作为邓家长子，他也不甘落于人后。

曾经自己是健全人，不容易去思考残疾人的生存环境。如今自己身处这个环境，才明白这个群体的不易，更理解他们的无奈和需求。

身为残疾人的邓朴方，至此萌生为残疾人谋福祉的想法。虽然坐在轮椅上，但他还有双手和大脑，这足以支撑他做自己的事业。

在他的努力奔走下，1984年3月15日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。其中的种种艰难，他从未宣之于口，但身为一个残疾人，他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。

他没有退却，他知道，这项事业不是一天两天的冲动，更是一项长期的工作，他要面对的不止是眼前的事务，更是要将帮扶残疾人推向全国，使中国所有残疾人都能被尊重、被了解，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帮助。

基金会成立仅3年，就有50余万名白内障患者、16万小儿麻痹症患者得到救助。全国范围内的智力残疾人工疗站、社区康复站、聋哑儿童康复中心也陆续建成。

因为他的不断努力宣传、推广，中国的残疾人们才有了属于自己的专门机构。2003年，邓朴方获得“联合国人权奖”，他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中国人。

2005年，邓朴方获得残奥委员会授予的“国际残奥委勋章”。在颁奖典礼上，他对自己一直以来致力的事业的原因做了总结，他说：“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爱人的人，人道的人，愿意帮助他人的人，愿意体谅他人的人，自强的人。”

这个时候，他仍是坐在轮椅上。但他的身影看起来挺拔高大，强健有力，因为坐在这里的他不仅是他自己，更是千千万万没有对命运低头的残疾人的缩影。

人生的风雨迎头直击，砸碎梦想，迫害身体，践踏心灵，但他们依旧有坚定不屈的灵魂，直面命运的不堪。